文_ 羅啟倫 圖_ 羅啟倫、Cheerimages，首圖：甘肅酒泉敦煌莫高窟 ©謝光輝/Cheerimages
2026-04-24
1940年代戰火正熾，張大千為何甘冒風險，遠赴西北荒漠取經？而那關鍵的2年7個月，敦煌如何成就張大千前半生的畫藝最顛峰，而張大千又如何讓敦煌再度成為經典？
敦煌是近代威名赫赫的佛教藝術聖地，然自元代之後沉寂700年之久，若非光緒二十五年（1900）王圓籙道士無意間發現藏經洞，促使英、法、日、俄各國探險家紛至沓來，十數年間將石窟中的珍貴古籍文書轟搶一空，這座寶窟恐怕依舊毀圮於西北沙漠，無人聞問。民國時期，敦煌文書雖漸為當世學者所知，然而對於當地石窟的了解，仍近乎空白。
敦煌壁畫：畫史河源的最終追尋
張大千發跡於上海畫壇，以摹仿石濤而漸得聲名。1930年代，他懷抱一身畫藝，北上闖蕩前清舊都北京，不僅得與王孫溥心畬並稱「南張北溥」，並沾染北方畫壇的摹古風氣，從明清上溯宋元，挑戰古來各種題材。
尤其，張大千原本較少涉及的人物畫領域也在這段時期進展神速，並用心研析李公麟、趙孟頫「白描」人物畫的宋元傳統，與零星所見的唐代壁畫與石刻圖線。
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，隔年張大千從北京潛回大後方四川，安居青城山間。除了遊覽蜀地山水如峨嵋山、劍閣秦嶺蜀道，也存下對敦煌的念想──好友嚴谷聲之侄嚴敬齋任職甘寧青監察使而到訪敦煌，轉述了石窟中的奇特彩塑，以及與漢地大相徑庭的彩色壁畫，引起張大千的興趣，亦欲前往一探究竟。
成都與敦煌相隔千里，加上時值抗戰，物資艱難，賊盜蜂起，困難倍增。然而這些都未抵銷張大千對於敦煌與探尋古代人物畫真貌的渴望。經嚴密準備後，他於1941年初夏攜帶豐富畫材，與三夫人楊宛君及長子張心智飛赴甘肅蘭州，並向中央大學藝術系主任呂思百借將孫宗慰，成為此行的助手。
據張心智回憶，西北交通極為不便，從蘭州至敦煌只能搭乘載運羊毛的大卡車，一路啃著乾饃在沙漠中顛簸前行。為躲避炎夏，還得晝伏夜出。但張大千一心取經，艱困的環境並未使他退縮。尤其抵達敦煌後，300-400個洞窟中的歷代彩塑與壁畫，令他欣喜若狂，更下定決心長留敦煌，不取真經誓不回頭。
臨摹壁畫高難度
此前雖有王圓籙道士初初整理莫高窟的環境，然仍是年久失修，且洞窟眾多，如未調查清楚各窟年代與內容，臨摹工作便無從下手。
因此，張大千率領少數人手，先為每個洞窟依序編號，再調查窟中內容；加上他打算長留敦煌，不能不兼顧成都一大家子的生活用度。因此，他在臨摹工作之餘，晚上亦繼續挑燈作畫，既要應酬當地仕紳需索，也要寄回四川舉辦畫展以維持家用，辛勞至苦。
所幸張大千長袖善舞、極善結交，在西北荒漠中拉出一條補給線，定時從敦煌縣城中運來新鮮蔬果食材。一碗米飯，聽著留聲機中幾段京劇唱段，便是張大千一行在敦煌臨摹壁畫之餘唯一的樂趣了。
前往西寧找顏料
經過第1年的寒冬後，張大千意識到人手著實不足。且洞窟內的壁畫，不僅尺幅過於巨大，並且色彩鮮艷，非他從成都攜來的水墨畫材所能負荷。他首先寫信招來子姪門生如張比德、劉力上、蕭建初與好友謝稚柳充添助手，又向青海省主席馬步芳商借西寧塔爾寺中專門繪製唐卡的5名喇嘛畫僧，並且親赴塔爾寺學習「熱貢」唐卡的技藝。
藏族繪製唐卡已有千年歷史，在青康藏高原發展出獨特泡製礦物性顏料的技法。因此，張大千回返敦煌時，便攜帶了數百斤藏青（藍色）、藏綠（綠色）等礦物顏料。
專業的人手，充裕的在地顏料，使得張大千在敦煌的第2年，迎來突飛猛進的成果。這樣高速的效能，一直維持到第3年的夏日，張大千已經累積了200多幅的臨摹畫作。並在離開敦煌前夕，轉赴榆林窟進行1個月餘的臨摹工程。
所謂敦煌石窟，除了莫高窟本體外，附近猶有不少中小型石窟。張大千皆一一尋訪並加以編號，其中對於榆林窟的藝術造詣最為稱賞。榆林窟又稱萬佛峽，位於隔壁安西縣城南方。雖然數量僅40餘窟，但因窟形獨特，日照不進，故顏色並未脫落，燦爛如昔。無論五代北宋的大型經變圖、著名的西夏水月觀音、元代密教題材，都為莫高窟所未見。故張大千臨行之際，仍不忘來此做最後的臨摹。
發揚敦煌藝術第一人
然而第3年張大千倉促離開敦煌，與當時傳言他破壞壁畫一事有關。
他初到敦煌時，發現莫高窟壁畫有不少遭後世數層疊壓，便揭開最上層渙漫不可辨識的後代畫層，果然露出下方的早期壁畫。然而此事經過有心人士渲染，變成「張氏崇拜北魏、隋、唐，遂以為宋以下無一可取，……輒大刀闊斧，將宋元壁畫砍去，……唯日孜孜，若恐不及。似此更二三年，千佛洞遭罹浩劫」之論，更有人誣其偷盜窟內文物。在國民政府要求下，張大千只能匆匆結束敦煌行程。而此流言，更在1949年後張大千遠赴海外的政治選擇下，在新中國廣泛流傳。
可是，原本位於西北荒陬、無人聞問的敦煌石窟，卻因張大千而有了轉機。他不但向監察院長于右任提出建言，成立了保護並研究石窟藝術的敦煌研究院；更在返回四川後，隔年（1944）於重慶與成都二地舉辦轟動一時的敦煌壁畫臨摹展，使敦煌石窟真正的藝術內容廣為人知，感召更多青年投入敦煌研究。
至今，敦煌的佛教藝術成就為海內外所公認，然而關鍵的推手，莫過於當年以一己之力前赴荒漠中臨摹壁畫2年7個月的張大千。
老棄敦煌
1946 年，張大千央摯友方介堪治印「老棄敦煌」作為紀念。敦煌歸來後，張大千一把黑鬍轉灰白，故有「老棄」之歎。
下期預告
張大千遠赴敦煌，故事餘韻未絕。下期將從他的助手孫宗慰，看看他如何首次以青海藏族生活的寫生主題，展現少數民族的異域風情與他的油畫天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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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啟倫
臺大中文系、臺大藝史所畢業，博理基金會研究員。長期從事書畫鑑定，關注中國書法史、張大千與近現代書畫、民國文人在臺灣等三項課題。編著莊嚴三書《故宮半世紀》、《書道幽光》、《翰墨知交情》，合編《張大千參考書目選錄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