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作者】 文_湯蕙華/旅讀中國 圖_視覺中國
2020年12月號 第106期
2020-12-18
作為廣受後世推崇的鴻儒，張載一生雖與清貧相繫，然而物質的匱乏卻無法撼動他從事改革的決心，他一心復古、推動井田制，意圖打造均富的社會──「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，為往聖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」，如此經世濟民的壯語，恰恰是他生命的寫照！
走進陝西寶雞市，在距離眉縣縣東廿六公里的橫渠鎮，一座以宋式為主，兼具明清建築特色的院落便巍然矗立來客眼前；儘管此時庭院清寂，卻彷彿依稀傳來昔日琅琅上口的讀書聲──此地便是大名鼎鼎的橫渠書院（或稱張載祠），亦即宋代大儒張載少時求學、晚年講學之處。
作為土生土長的關中人士，張載十五歲時，任職涪州的父親張迪因病亡故，他和母親陸氏、弟弟張戩本預計護送父親的靈柩北歸大樑（河南開封縣黃河以南），然而因身上盤纏不足，又聽聞前方或有戰亂，於是便決意將父親就近安葬於陝西鳳翔縣（眉縣）橫渠鎮南八公里的大振谷迷狐嶺上，從此之後，張載一家便在眉縣安家落戶。
年少喪父的張載，因為環境的鍛鍊，更養成他獨立早熟的性格，除卻廣泛地汲取各類知識，年輕的張載更常與好友焦寅討論軍事問題；當時，陝西正受到西北方西夏國勢的侵擾，這樣的局面讓血氣方剛的張載很是憂慮，故一心想要投筆從戎、協同大宋收復失地。
投筆從戎或者棄甲執書
俗諺有云：「一個人能否成功，不在於知道什麼，而是在於認識誰。」換言之，在人生道路上，若遇到良善的指路人，得以循循善誘，走向正確道路，人生將會有卓越良善發展，反之則會走向歧路。
對張載而言，年少時遇到的指路者，便是引導他成為宋朝大儒的貴人。
宋慶歷元年（西元一〇四一年），正值西夏出兵攻佔洮西（甘肅）一帶，由於情勢相當危急，年方廿一歲的張載於是向時任西經略安撫副使、主持西北地區軍務的范仲淹上書，請求對西夏用兵，並打算自告奮勇、聯絡友人組織民團，以期奪回洮西失地，為國家立功。
張載上書的〈邊議九條〉，洋洋灑灑闡述了鞏固邊防與禦敵保國的策略，充分展現這位熱血青年的遠大抱負與不凡智謀，面對此等擲地有聲的諍言，不免讓一向愛才、樂於提攜後進的范仲淹感到欣喜萬分。
范仲淹於是召見張載，在深入了解他的學養和抱負後，便好聲出言道：「儒家自有名教可樂，何事於兵！」意思即為：既為儒生，本分即在於通貫儒學、重振儒學，不必研究軍事，並送張載一本《中庸》，勉勵他好好研讀。
這番話無疑點醒了他，使得原本好兵論戰的張載開始走向求道之路；而范仲淹的「先天下之憂而憂」的愛民思想，同時鼓舞了張載，朝向「社會改革家」的目標邁進。
官場有涯，學海無涯
張載聽從范仲淹的建議，讀完了《中庸》以後，自身的求知慾大增，於是又繼續探索《老子》、《莊子》和佛、道相關書籍，歷時十餘年歲月，總算悟出了儒、佛、道互補互通的道理，並逐漸形成自身獨特的「關學」體系。
宋仁宗嘉祐二年（一〇五七年），張載赴汴京（開封）參加科舉考試，他和另外兩位大文豪蘇軾、蘇轍兄弟同登進士科。在候詔待命時，他復受到宰相文彥博的賞識，為他在相國寺設虎皮椅（座椅披上虎皮，是宋代封建統治階級對賢達人士講學的最高禮遇），講授《周易》；也正是在這段期間，他與表姪程顥、程頤兩兄弟（二程）有所往來，在彼此交流對易學的見解後，張載發現自己的研究工夫實不如二程兄弟，因此決定停止授業，轉而推薦學生跟從二程學習，二程從此在京中聲名大噪——而由此亦可看出，張載雖貴為長上，卻不倚老賣老，反而能充分發揮禮讓賢士的大度精神，此番人格表現實在難能可貴。
除卻鑽研儒典，張載在擔任雲巖（在今陝西省）地方官期間，同樣貫徹自己「明禮教、敦風俗」的政治主張，力推古代儒家的禮儀制度，經常發布有關道德教化的「教告」。所謂「教告」，即為每月擇定吉日、備妥酒席，將基層的鄉長召集起來，席間除卻詢問百姓疾苦，張載更告知為人子女者該識得的道理以及其他人倫要求，反覆叮嚀要他們轉告給鄉里百姓，而在出外巡視之際如遇鄉民，則會追問鄉長是否確實傳達相關意旨，若無則進一步追究這些基層官吏的責任，因此只要是張載發出的告示，即使不識字的鄉民或孩童，也都沒有不知道的；透過他的諄諄宣導與身體力行，亦逐漸形成當地講禮、重禮的民情風俗。
宋神宗熙甯二年（一〇六九年），擔任御史中丞的呂公著向神宗力薦張載入朝。其時正逢當朝宰相王安石推行新法，他積極布局，亦希望獲得張載的支持；儘管張載並不反對變法，但期間卻亦委婉向王安石表示，不能「教玉人追琢」（意思是將完美的玉人再進行過度雕琢），提示他變法仍須有度，以免在除弊的同時也將行之有年的良善制度一併改光了⋯⋯這番話不啻得罪了王安石。隔年，其弟張戩因反對變法而遭到貶職處分，張載認為自己或也將受株連，便決意辭官返鄉，從此僅依靠家中數百畝薄田維生，並轉而於年少時讀書的崇壽書院講學論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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