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精彩封面故事】一個名士的誕生:士可士,非常士

【作者】 鄺介文 文_ 鄺介文/旅讀 圖_圖蟲創意

2022年6月號 第124期
2022-06-07

 

作為士農工商四民之首,大夫自古背負了山大般的壓力,又要「行己有恥,不辱君命」,又要「任重道遠,死而後已」,不是凡人可以勝任。然而春秋以降,士的定義一再演化,早早溢出了孔子原先聚焦的品格範疇。倘若如段玉裁所說,能事其事者曰士,那麼漢代以後社會對於士人會做的事、該做的事,似乎惟有一種解讀,就是當官。

 

我不是在當官,就是在當官的路上

春秋戰國成為中國思想燦爛勃發的時期,原因其來有自。累積近八百年的周文制度(周朝的行為準則、範式規章),在東周中葉瀕臨崩壞,由於王綱解體,歷史自此打開了一道裂縫,諸子百家便應運而起。在社會劇烈動盪,居下不安,居上亦不安的亂世,哲人針對眼下難題,紛紛提出解決之道。東西哲學的黃金年代時間點相仿(孔子與亞里斯多德僅相差百餘年),意義卻大不同。這時候的中國哲人關注的是現世人生,如何讓思想對應到人民。

既然關注的是現世、對應的是人民,儒學很難不使士大夫們步向功利一途。即便此一功利,未必是個人功利,至少也是國家的功利。尤其漢武帝時,董仲舒罷黜百家、獨尊儒術,等於打通了儒者報效君主的通道(反觀漢初官員多為沙場上建功立業的莽漢)以後,這套「學而優而仕」的公式至此定型,千百年來根植華人社會的意識層、下意識層、潛意識層。

科舉之前,原來是察舉

可是,有美玉於斯的士人儒人何其多,不能總是待價而沽,政府必得發明一套有效選材制度,以免韞櫝藏諸。

施行千年的科舉頒布以前,兩漢拔擢官員的方式是招薦為主、策試為輔的察舉。由朝廷不定期頒布科目,各地郡縣依循比例(比如每兩年一舉、每廿萬人一舉等等),推選名實相符的人才進京,最終通過中央複試者得以任官。與科舉不同之處在於,前者的複試(無論筆試或面試)並非決定因素,旨在分別職位高下。

丞相也是來自推薦甄試?

劉邦有詩,膾炙人口──大風起兮雲飛揚,威加海內兮歸故鄉,安得猛士兮守四方──寥寥數語,道盡求賢若渴心思。而他也確實下了一道諭令,期望徵得「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」。然而這裡所謂賢士面目模糊,沒有明定細項標準。後來頒布的察舉科目同樣毫無規則可言(東漢光武帝始正式確立),有的要求孝廉秀才、有的要求賢良方正、有的要求明經明法,甚至出現擅長陰陽災異一類條件,名目繁多堪比如今大專院校推薦甄試。

出頭三十六計,內容三十六門

根據《宋書》,劉義慶簡素寡欲,與社會不同階層皆有交往。儘管出身宗室,其識見與器量不能與紈褲子弟一概而論。兼之《世說》作者不只一人,劉義慶單單企劃主編(可能心血來潮撰作幾篇),則該書應當容納了其餘主筆的眼光,視角豐富有機。且《世說》既然作為小說而非歷史,目的不在梳理因果、判定功過,而是還原人物的正面、背面與側面。同樣一個魏文帝,可以出現在〈方正〉,也可以出現在〈尤悔〉;同樣一個王藍田,可以出現在〈賞譽〉,也可以出現在〈忿狷〉。

誰說古人不懂feat. ?

名士階層的出現,大大顛覆社會對於「士」的想像。於是這才想起,早在獨尊儒術以前,所謂的士可以很多元,雞鳴狗盜是為養士、徐福萇弘是為方士、荊軻刺秦是為俠士。套句孟子的話「何必曰利」,魏晉六朝確實何必曰利,即使沒有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、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,只要德智體群美合乎其中若干,甚至如袁宏道所說「但有殊癖,終身不易」,同樣是為名士。

然而,名士名士,在士之前,還須有名。為了成名,則不得不仰賴口耳相傳的自評、他評與互評。一如當今歌手網紅時常相互跨刀、彼此提攜、共享聲量,魏晉風流文人早已嫻熟此道,甚至籌組男團、客串演出,也就是所謂的「feat./」。如此你品中有我、我品中有你,聲名日益壯大,卻也因此出現為名而名、為士而士的沽名釣譽現象。不過,這是另外一個話題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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