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_張亞慈/旅讀 圖_楊祖宏/旅讀、時創影業
2026-11-05
從《聽說》、《做工的人》到新作《郵票與舒芙蕾》，
鄭芬芬的作品走進不同群體，但其實她並未刻意以弱勢或邊緣人物作為選題標準。
創作的起點，常是一個引起她好奇的人、一段讓她想追問的情節，
理解一個人如何走到眼前，又需要什麼，才能繼續走下去。
鄭芬芬小檔案
北一女，政大廣播電視學系畢業，曾任職廣告公司。以公視人生劇展作品獲得金鐘獎最佳編劇，轉為全職影視工作者。透過田野調查與細膩的情感描寫，呈現不同群體的處境，創作幽默貼近人物，揭示人物的渴望與處境，關注勇氣、善良與不放棄的力量，探索人與人之間的理解與陪伴。代表作有《聽說》、《做工的人》及《快把我哥帶走》，新作《郵票與舒芙蕾》關注青少年毒品議題。
金獎導演鄭芬芬喜歡聽故事。小時候讀小說、報紙副刊與《讀者文摘》，那些篇幅不長的人生片段，總能引起她的興趣。長大後坐在咖啡館，她也會留意鄰桌的談話。別人的日常、煩惱與關係，往往讓她想多知道一些：這個人為什麼這樣說？在眼前這段情節背後，還有什麼故事？
她先想像背後的可能，再透過田野調查，讓人物逐漸有了生活的輪廓。人們的職業、環境與遭遇或許相距甚遠，卻可能在某些時刻產生共鳴。鄭芬芬所關注「人性的光」，便存在於這些共鳴之中：勇氣、善良、不放棄，以及人在不美滿的生活裡，仍能繼續走下去的力量。
一碗陽春麵裡的成長記憶
北一女、政大廣電系的求學經歷，容易讓人以為鄭芬芬一路順遂。但她記憶中的成長，伴隨著對生活可能失去依靠的擔心。
家中曾背負巨額債務，她常想，若有一天債主上門，自己會不會沒有書可念、沒有家可住。家裡重男輕女，哥哥得到較好的待遇，姊姊卻只有小學畢業。到了她求學時，家人也曾認為，女孩子不必念那麼多書。
支持她繼續讀下去的，是姊姊。姊姊堅持妹妹應該念書，向母親表示，願意出錢支持。當時公立學校的學費不高，家中尚能負擔，姊姊便提供她在外生活所需的零用錢。
她記得，每餐都要仔細計算。吃碗陽春麵，連滷蛋也不敢多點。同學看見，便說：「我送你一顆滷蛋。」
這些照顧，以十分具體的方式留在她心裡。當她讀到《做工的人》，看見工人之間的情感，會想起自己曾受過的親情與友情。她能理解的，是一個人在不安的日子裡，如何因為人性光輝，得以繼續往前。
從自己的選擇，走向創作
高中畢業時，鄭芬芬並不知道自己將來要當導演。父親希望她念台大，哥哥則認為應以科系與就業為優先，替她安排商業、財務與金融相關志願。兩人討論、協調，最後交給她一份排好的志願表，卻忘了問她想念什麼。
她拿著志願表回房間，與當時的男友通電話。對方問：「到底是你要念大學，還是你爸跟你哥要念大學？」這句話讓她開始認真思考自己的意願。當晚，她擦掉原來的志願，重新填寫，選了當時才招收第一屆學生的政大廣電系。
父親得知後十分生氣，長達一年沒有與她說話。家人對傳播工作是否穩定也有疑慮。她的選擇，並未得到理解。
進入大學後，她逐漸發現創作的樂趣。寫作、拍攝、組織同學完成作業，她自然有想法，也不覺得統籌工作特別困難。導演這條路，是在一次次實際參與中慢慢清楚起來的。
然而，喜歡創作與靠創作生活，仍有距離。畢業後，她必須養活自己，房租是每個月最大的壓力。當時電影工作難以提供穩定收入，她先進入廣告圈，薪水讓生活安定，工作卻未能完全滿足她──花數個小時為一個杯子打光，她不禁問自己：時間與心力，究竟想放在哪裡？
情緒低落時，她便寫故事。未必為了交稿，也未必準備給誰看，只要有了人物、進入情境，就會感到快樂一些。她說，自己也有情感上的缺口，而寫作讓她能把那些缺口化為情節，在非現實的世界裡彌補自己。
《郵票與舒芙蕾》鄭芬芬導戲現場 © 時創影業
榮譽帶來的，是跨出去的膽量
一個原本由其他導演拍攝的劇本，因對方無法繼續執導，交到鄭芬芬手上。當時她仍在廣告公司上班，便請了7天年假，要求自己在期限內完成拍攝。
拍攝完成，還有後製。她白天上班，有時加班到午夜，再趕往剪接室。到了錄音階段，體力已難以支撐，她常累得睡著，被叫醒後再確認需要修改的地方。
這部公視人生劇展作品，讓她獲得金鐘獎最佳編劇獎。更多人看見她，邀約也隨之而來，她終於有勇氣辭去廣告公司的工作，成為全職影視工作者。榮譽帶給她的不只是熱情，更是帶給她底氣，讓她敢跳出去。
當努力停在漫長的等待裡
2009年電影《聽說》的成功，曾讓鄭芬芬以為，往後可以更自由地拍攝想拍的故事。兩岸邀約陸續出現，她選定一個中國大陸的電影計畫，期待更充裕的預算與演員合作機會，並婉拒其他案子。
然而那項計畫卻始終沒有開拍。資金到位了，演員卻沒確定；每換一位演員，她便依照對方的特質修改劇本。往返兩岸、反覆準備，七、八年就這樣過去。
「我好認真、我好努力，只是我一直都投在那個計畫裡頭。」
雖然《聽說》的票房收入支撐著生活，讓她能繼續漫長的等待。但那些年，她陷入深深的沮喪。旁人見她沒有新作，又不斷拒絕邀約，以為她在拿翹。鄭芬芬說自己後來得了憂鬱症，常在家哭泣，不敢出門見人，吃不下也睡不好。即使如此，仍抱著完成計畫的希望。
所幸，仍有人帶著新作品來找她。當她意識到不能再繼續下去，才又接下其他工作，終於復活。
鄭芬芬新作《郵票與舒芙蕾》不僅討論青少年毒品犯罪議題，更關注行為背後的情感與處境。© 時創影業
拍出那些沒有說出口的
拍攝電視劇《做工的人》，來自原書作者林立青描寫的人物觸動了她──工人想改變命運，為家人承受辛苦，又用玩笑面對生活；那些沒有說出口的愛，使她感到熟悉。
透過林立青，鄭芬芬走進工地，觀察工人的生活與工作。起初，她的女性身分與穿著，都使她顯得不同，工人也有所防備。她一面聊天，一面在對方願意接受的範圍裡，逐漸靠近。
也是在這段田調中，她接觸到工人為了支撐體力、增加工作班次而使用毒品的情況，進而關注毒品向校園延伸的問題，展開《郵票與舒芙蕾》的創作。
她從緝毒警察、心理師與社工等人員著手。無法直接訪問未成年人時，便請相關人員代為詢問，在間接而有限的接觸裡，拼湊他們的生活。
她想追問的是：一個人為什麼需要毒品？少年為了融入朋友而跟著用毒，讓她看見行為背後對情感連結與歸屬的渴望。她希望反毒能進一步理解這些原因，思考如何減少需求、如何提供幫助。
鄭芬芬強調，人物必須有血有肉。若角色只負責呈現議題，觀眾可能理解了問題，卻沒有真正感受到這個人。她讓人物面臨選擇，也讓選擇背後的情感與處境被看見。
在變動的世界裡，繼續向人提問
這份好奇，也延伸到她未來想嘗試的科幻題材。AI讓取得答案變得方便，她卻擔心，人是否因此省略了搜尋、比較與思考的過程。若有一天，身邊出現無法辨認是真人或仿生人的存在，情感與倫理又將如何改變？這些仍在醞釀的問題，可能成為下一個故事的起點。
從工人之間的情誼、少年對歸屬的渴望，鄭芬芬持續在細小而實際的關係，辨認著人如何需要彼此，以及其中存在的光芒，並透過故事讓它們被看見。
© 時創影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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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亞慈
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及英國李斯特大學碩士畢業，經歷影劇、消費生活、時尚精品和財經人物，訪過無數中外名人，以可親的文字，細膩的觀察，走進受訪者心中，歷任中時晚報撰述委員、非凡新聞週刊總編輯及Taiwan Tatler 創刊編輯長等。
